“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

202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重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创作的《四世同堂》，泛黄纸页间跃动的民族觉醒力量依旧震撼人心。回望那烽火岁月，中国文艺界如灯塔般照亮黑暗，中华民族在生死边缘奋起抗争，而老舍以卓越的才华与深沉的爱国情怀，成为文艺抗战大军的领军人物，其创作与行动不仅铭刻着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更为抗战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老舍先生的选择，正是文艺界使命觉醒的典型缩影。他毅然放弃北平的安逸生活，辗转武汉、重庆等地，不仅投身创作，更承担起组织文艺力量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文学才华和深挚的爱国情怀，成为抗战文艺大军的领军人物。他在文章中写道：我是中国人，我应当跟中国人在一起；我是文人，文人的气节就是不失掉自己的立场。我的力量都在一支笔上。这支笔是我的武器，也是我的责任。自此，文艺界掀起“走向抗战”热潮，文艺工作者们拿起笔，投身抗战宣传，开始用文艺鼓舞士气、凝聚民心。

老舍的抗战情怀，深深植根于其成长经历。1899年，他出生于一个贫苦的北京满族家庭，父亲在八国联军侵华时作为护军壮烈牺牲，母亲靠缝补洗衣艰难抚养他长大。特殊的家庭背景，让他自幼便对国家命运与民族尊严有着深刻体悟，抗战爆发后，他选择用文人的铮铮铁骨赤心报国。

抗战前后老舍的创作风格判若两人。抗战前，他以幽默讽刺风格闻名，《骆驼祥子》《离婚》等作品，细腻描写北平市民的生活，用诙谐的笔触去揭露社会黑暗与人性弱点。但抗战爆发后，他的笔锋开始变得沉痛激昂，创作紧紧围绕抗战主题，饱含对侵略者的愤怒和对民族苦难的悲悯。正如他所说：“今天的一个艺术家必须以他的国民的资格去效劳于国家，否则他既已不算个国民，还说什么艺术不艺术呢？”这时期他的作品涵盖长篇小说、剧本、曲艺等多种形式，直接有力地传递了抗战决心与民族精神。

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是老舍在重庆北碚期间创作的，于是他自嘲在“多鼠斋”的寓所中开始创作。它不仅是老舍先生的代表作，也是国内抗战文学的巅峰之作。小说以北平小羊圈胡同为背景，以祁家四代人的生活为主线，生动展现了沦陷区民众的苦难与抗争。书中的祁老太爷是传统中国家庭的大家长，他坚守“中国人不能当亡国奴”的信念，虽然年事已高，但他身上充满了民族气节。长孙祁瑞宣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他在忠与孝之间陷入了痛苦的挣扎，为了照顾家人，他不能奔赴前线，但他通过教学传递民族文化和气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传统文人钱默吟，在儿子被日军杀害后，从一介文弱书生觉醒为一位坚定的抗日志士。而冠晓荷、大赤包等汉奸形象，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出卖国家和民族，成为人民的罪人。鲜活的人物，荡气回肠的故事，不仅真实反映了沦陷区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更深刻揭示了战争对人性的考验与磨砺。

老舍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一系列剧本，同样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张自忠》展现了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事迹，剧中“我张自忠只求一死，以报国家！咱们今天就得跟敌人拼个你死我活，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引发了观众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与宋之的合著的《国家至上》，则通过回汉同胞团结抗敌的故事，深刻体现了“抗战第一，国家至上”的精神。该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仅在艺术上获得成功，更在宣传民族团结、激发抗战热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让更多的普通民众了解和支持抗战，老舍还创作了大量通俗易懂，节奏明快，易于传唱的曲艺作品，如大鼓书《王小赶驴》《打小日本》《张忠定计》等。这些作品将抗战主题融入传统曲艺形式，实现旧瓶装新酒的巧妙转化，即便不识字的民众也能从中轻松理解抗战的意义。这些朴实接地气的作品被分发至各战区，成为重要的宣传品，在农村地区和基层部队得到了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抗战决心。

1938年3月，老舍在武汉参与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协会成立后担任总务部主任。这个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推动成立的组织，标志着抗战文艺运动进入新阶段，打破了文艺界的派别隔阂，凝聚起全民族抗战的文艺力量。成立初期，“文协”面临着经费短缺、场地不足等困境，老舍凭借其人格魅力与社交能力四处奔走，筹措经费，甚至自掏腰包为“文协”的正常运作提供资金支持。他还秉持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文艺力量”原则，广泛邀请不同派别、不同地域、不同艺术形式的文艺工作者加入文协。无论是左翼作家、右翼作家，还是无党派文艺工作者；无论是作家、诗人、戏剧家，还是画家、音乐家，都在“文协”的旗帜下紧密团结起来。

老舍执编的文协机关刊物《抗战文艺》，是贯穿抗战时期始终、唯一的全国性大型文艺刊物。这本刊物全面反映了抗战时期文艺界的创作成果和抗战宣传的实际情况，为各地文艺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刊物累计发行近百期，不仅在大后方拥有大量读者，还通过特殊渠道传入沦陷区与国外，成为抗战时期影响力最大的文艺刊物之一。它不仅促进了抗战文艺的创作和交流，还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文艺成就和抗战精神。

此外，老舍还积极组织“文艺下乡”“文艺入伍”活动，主持集体创作抗战题材作品237部，并组织12支文艺轻骑兵深入前线慰军演出，其中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在延安演出时，单场观众超5000人。1939年，老舍加入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历时半年、行程两万余里，途经陕西、甘肃、青海等地深入前线。他写下长诗《剑北篇》，深刻揭露了日军暴行。这些活动把抗战文艺送到基层与前线，丰富了普通民众和基层战士的精神生活，也让创作者们贴近现实、从抗战一线汲取灵感，为后续创作积累素材。

老舍众多的抗战文艺作品，以真实生动的描写唤醒民众民族意识，以对民族团结的强调凝聚民族力量。他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国际上传播，不仅展示了中国人民的不屈抗争，为中国抗战争取到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同情，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际反法西斯文艺创作提供了借鉴。

老舍在烽火中的文艺实践，既是文艺创作的史诗，更是民族精神的丰碑。他以笔为剑，架起沦陷区与大后方的精神桥梁；以艺为盾，筑起民族存亡之际的文化长城，其“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和“为人民创作”的创作方针，筑牢了抗战文艺精神的坚强基石。

（作者分别系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秘书长、北京市老舍研究会研究员）